导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Introduction on Law and Habermas)

Mathieu Deflem
www.mathieudeflem.net

This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ntroduction: Law i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p. 1-20 in Habermas, Modernity and Law, edited by M. Defl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This translation is also posted online in China:  导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Note: The book from which this Introduction is drawn is also availab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马修.戴弗雷姆    褚国建** 

    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所要探讨的主题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法律思想。哈贝马斯的著作被公认为加深了我们对当代社会的理论理解,特别其法律理论最近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然而,目前在探讨哈贝马斯法律思想的人仍然只局限于欧洲那些属于批判理论传统的专业人士,况且他们的研究也往往都是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意义上的,缺乏经验取向的法律研究。[1][1]因而,本书所载的那些文章,它们在结合哲学视角的同时,针对社会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希望有助于改变目前暂有的研究取向。
凭借其两卷本著作《交往行为理论》(19841987a),哈贝马斯无疑已提出了一个富有创建与影响的社会理论。但是这本书(正如哈贝马斯的大部分著作一样)实在不容易读懂。特别在论证结构上,他对古典和当代理论作了大范围而又极为细致的元理论探讨,以此来发展一种社会理论,这可能会使那些潜在的读者望而却步。[2][2]因而,先对哈贝马斯理论之一般结构作一个简要的交待,不仅有助于弄清楚他的基本法律观点,同时也有助于明白他的批评者之意见所指。这也符合我们编辑这本专门讨论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文集的初衷。

一、交往行为理论:概念与论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主要建立在区分两种能够形成知识、指导人们行为的理性概念之上(哈贝马斯,198482216885)。首先,认知-工具理性取向那些旨在成功实现私人目的的行为。这些行为类型,当它们取向有效地干涉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时(比如通过劳动),就是工具性的;或者,当它们取向试图成功的影响其他行动者的决定时(比如在统治关系中),就是策略性的。其次,交往理性影响那些目的在于相互理解的行为,它创建了一个在言说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程序。
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指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并非认定主体只能通过言语行为(比如,在至少两个交往行为者之间所使用的语言)来达成相互理解,也没有说共识是所有交往行为过程的必然结果。许多虽然不是语言学性(图像、符号)行为,只要它们能够通过语言媒介转向互动,也能够导向理解。同时,取向共识的交往行为者也没有排除作为扭曲(distorted)和未完成的交往之结果的异议的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语言,在理论论证的条件下,社会行为者才能以相互理解为取向协调相互行动。
接着,通过对那些在言语行为中或明或暗地出现的有效性主张进行区分,哈贝马斯分析了交往行为中理性论证(argumentation)条件。他区分下列有效性要求:可理解而简洁(wellformed)言语行为所作的对真理的客观性主张、对正当的规范性主张和对可靠与真诚的表现性和评价性主张(哈贝马斯,198431928)。不同的话语类型实现不同的主张:有关真理的理论言说、有关规范正当性的道德-实践言说以及有关可靠性和真诚性的美学及治疗术(therapeutic)批评(哈贝马斯,19842242)。作为论证理论的基础,哈贝马斯发展了一个系统与生活世界两分的方法。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是不会经常引起疑问或批评的,原因在于这些要求是在无可置疑和共享的生活世界内提出来的(哈贝马斯,1987a11952)。生活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协调行为并被普遍接受的背景知识。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特征就是生活世界按照不同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进行不断分化。最终,在交往行为中分化出三种行为态度:对事情和环境之外在世界的客观性态度,对人类共同体的社会世界的规范性态度以及对个人主体之内在世界的表现性态度。因此,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并不局限于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对世界的共同解释)。除了提供文化价值之外,生活世界同时也能确保社会行为符合其所在社会的规范标准(为了社会不同社群的团结)以及使社会行为者形成与其所在社会环境(认同信息)相一致的健全人格。
生活世界具有三个承担着不同功能的结构性要素:文化、社会和人格。在文化的层次,文化再生产关系到为生活世界成员所一致分享的解释方案的传承。在社会互动层次,社会整合涉及到通过(经由主体间共享之规范而实现的)行为协调来形成人际间关系的正当性秩序。最后,在人格的层次,社会化过程力求培育起具有交往能力的人格。所以,文化、社会和人格组成了理性生活世界的三个结构性成分。借此,社会理性化过程使得曾经统一的生活世界分化为不同的结构领域和特殊的社会制度。因此,生活世界具有两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指三种平行发展(horizonforming)的使交往行为得以发生的的文化、社会和人格背景;另一方面,也是指交往行为参与者继承和更新文化知识、建立社会团结记忆、形成社会认同的可能性资源。
当哈贝马斯认为行为取向的生活世界观点无法解释现代社会的所有复杂性时,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理性化过程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依靠交往秩序中的符号再生产而实现的生活世界的分化,还应当从社会物质基础的角度去理解(哈贝马斯。1987a23682)。这种两分法观点显示出社会除了要确保文化价值、正当性规范和社会过程的传递之外,还必须以成功干预为目标有效地掌控它所处的环境。因此,哈贝马斯用系统理论来补充生活世界的观点,特别对经济和政治系统投入了极大关注(哈贝马斯,1987a33843)。
这些从生活世界分离出来的具有独立功能的系统不再以取向理解的交往行为为基础,而是根据货币和权力等控制媒介的功能性来衡量。交往行为要在一个具有广泛行为选择的复杂社会里达成一致面临着持续异议威胁的困难,而这些通过控制媒介形成的行为协调机制使交往行为得以从中解脱出来。但这些以货币和权力控制媒介的行为协调机制与交往行为不同,它们的目的是要么是为了在(经济上的)货币利润基础上成功地实现(认知-工具意义上的)生产组织和商品交换,要么是根据(政治上的)科层效率标准来形成政府有拘束力的决定。
哈贝马斯并不认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存在问题。系统中的行为协调最好由控制媒介来确保,因为它们可以使交往行为从异议风险中解脱出来,并且它们可以用高度的生产力和工作效率来衡量。但是,系统也具有回过头来穿透生活世界的潜能。如果这样,成功取向的协调机制强行进入了原本应由取向相互理解的交往行为来协调的生活世界(文化、社会与人格)并使之陷入混乱与危机(哈贝马斯,1987a31831)。哈贝马斯把这个过程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活世界中取向理解的交往潜能被货币与科层系统的系统性干预消耗殆尽。

二、生活世界、系统和法律的理性化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在讨论社会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两个重要进步时提出了他的法律观点。首先,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对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法律过程有助于解释西方社会中出现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现象。
1、 法律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
哈贝马斯赋予了法律很重要的角色,它规范地使货币和权力控制媒介的独立功能“固定化”和制度化。货币和权力的法律规范化对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具有中心意义(哈贝马斯,1987a1649726482)。 历史地看,当政治权威集中于掌握暴力的司法机构时,政治系统的分立最早出现。接着是随着政治组织日益复杂化而出现政治机构的分化过程,这种过程在现代国家中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在围绕着国家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化结构中,由货币媒介导控的市场最终也出现了。从交往行为无法解决的难题中解脱出来,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依据权力通过有拘束力的决定去实现它所设立的集体目标,而经济系统依据货币生产力来确保物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系统是“形式上组织化的行为领域……因而——从最终的分析来看——不再通过相互理解机制来进行整合,它们是从生活世界的背景中推演出来的、凝结着一种规范自由的一致性”(哈贝马斯,1987a307)。
 为了引进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哈贝马斯认为,法律必须将从生活世界结构中独立出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化(哈贝马斯,1987a16479)。法律是将生活世界中的货币和权力控制媒介固定化的制度。换言之,系统只有在将它们的控制媒介法律化之后,使自己与生活世界分离时才能脱离生活世界而独立运作。在货币媒介的情形,交换关系必须置于财产法和合同法的管制之下;而政治系统的权力媒介则需要通过将科层制中的官职组织制度化才能在规范上得以固定。因此系统的分立要求通过法律与道德、私法与公法的分离而实现的生活世界的高度理性化。法律和道德的分离是后俗成层次社会进化的结果,也就是当法律和道德表述建基于可以批评的抽象原则,而不是直接依赖与特定的伦理传统相联系的具体价值。进而,道德就成为一个具体的个人事务、仅仅为主体的道德-实践所关注,而法律,作为一种依赖外在强力的社会制度,为了整个社会将抽象的规范标准实体化。私法和公法的分离也回应了经济(比如合同法)和政治(比如税法)功能独立化。
作为具有独立性的系统在规范上的法律化,哈贝马斯对法律讨论的潜在观点是法律能被正式地视为有关社会规范的实践言说的制度化(哈贝马斯,198424371)。哈贝马斯认为(与韦伯相同),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法律是实证的(表达了主权立法者的意志),法条化的(legalistic)(实施时与规范相分离)和形式的(法不禁止即自由)。在此意义上,现代法被实证化为一个功能性的、技术性的系统而不需要求助任何的道德审议。但是(与韦伯的关系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进化的后俗成层次上法律仍然是建基于保持开放讨论的道德原则之上:法律秩序实证化的完成虽然意味着某种论证要求的减轻,但这仅仅是指使最广泛意义上的论证问题从法律的技术性管理中解脱出来——而不是整个解除‘(哈贝马斯,1984261)。现代法作为一个整体依然保留着论证需求,精确的说来,也就是为了去除其系统性质,在规范正当性的普遍有效性要求下可以进行批评。
2.法律、法制化(juridification)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视点赋予法律的第二个重要的角色涉及到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论题(哈贝马斯,1987a35673)。哈贝马斯是在讨论(欧洲)历史上的法制化过程时提出该论题的。法制化概念一般认为与形式法律在以下方式中的增长有关:实证法的扩张,也就是更多的社会关系被纳入法律管制;法律的精细化(densification),也就是法律管制变得日益具体。哈贝马斯认为在欧洲福利国家背景中有过四波法制化浪潮。
 第一波法制化发生在欧洲资产阶级专制(absolutist)国家形成过程中。垄断暴力的主权、合同权利和私人责任受到法律化了的强大君主国家和自由企业市场的管制。在第二波时,19世纪的资产阶级宪政国家逐渐使私人权利免于君主政治权利的控制:私人主体的生活、自由和财产得到宪政保障。接着,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民主宪政国家产生,公民参与政治秩序形成的社会权利使国家权力得以民主化。最后,随着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第一次通过法律手段限制个人自由,通过社会权利限制自由市场的专断。
哈贝马斯认为,后三波法制化浪潮,显示出生活世界试图要求抵制市场和国家的自主运作。这种要求首先通过主张针对主权的个人权利,接着通过政治秩序大的民主化,最后通过确保针对经济系统的自由和权利而实现。哈贝马斯认为,因为每一种自由的保障马上意味着另一种自由的丧失,福利国家法制化的当前形势依旧使人充满困顿(ambivalent)。哈贝马斯通过探讨福利国家法律中的四个主要问题来解释这种自相矛盾之处:(1)对生活世界的法律干预采用了形式上的再建构模式,从而导致法律要求的个人化;(2)社会法的适用条件在形式上作了具体规定;(3)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法律权利依靠集权化的官僚与数字化的组织来保障;并且(4)社会福利的要求经常通过货币补偿的方式来满足(完全是消费取向的)。由此,生活世界的需要转化为官僚组织和货币组织的命令,在此情况下,法律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当法律规定被视为是对国家与经济命令的服从,那么,生活世界也就通过以法律媒介的方式被内在殖民化了。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组织媒介的性质从属于其作为实践话语之制度领域的特征。法律不仅是一种对经济和国家进行法律组织的媒介,更为重要的,也是通过福利政策对生活世界的形式结构进行规制的手段。在后一种情形下,哈贝马斯提到学校法和家庭法在转变社会整合方式方面的作用比在官僚管理和货币控制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些法律不需要任何实质性的论证,而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程序。从另一方面讲,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与道德存在着本质的联系。例如宪法与刑法这类有关管理的法律,必须进行规范性评价,并且也需要在道德实践话语中进行论证。

三、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成功与不足

哈贝马斯的法律理论已经推动了对法律理论与法律程序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理论洞见与经验材料,当然也包括对哈贝马斯的评判。我将简要的概括一下有关这些评判性讨论的主要议题。
首先,哈贝马斯法律观念中引起最多争议的是他的话语伦理学观点。[3][3]在这种道德哲学立场下,哈贝马斯已经说明了程序性的道德概念是如何可能被构思的。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法即使已经被理性化为一个完全的功能性实体,也仍然需要在实践话语领域内就规范的正当性进行道德论证。然而问题是,这种实践话语如何能够被构造成能够确保理性的论证呢?哈贝马斯认为,从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哲学无法再辨称说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没有争议的、经过了理性论证的,正当的(作为法律规范实质基础的)道德规范;相反,通过哲学研究至多仅能够勾勒出一些理性程序的条件,在此程序下,人们应当可以在生活世界的背景下建立规范基础。因此,话语伦理学宣称“只有那些能够满足(或可能满足)让所有实践话语参与者都有可能同意(这一条件的)规范方能主张其有效性”(哈贝马斯,1990a66)。即使在哈贝马斯意识到任何这样的规范话语只能在特定的伦理生活形式之范围内成立,他仍然坚持认为他所提倡的话语原则是纯粹程序性的,因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而在有关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讨论中,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其程序资质(procedural status)的问题,而不是话语伦理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例如,有些学者提出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实际上包含着实质性价值。[4][4]尽管并非是明言的,民主、自律和平等概念还是占据着哈贝马斯的理论,这可能使他低估了实践言谈得以发生的具体生活形式的消极影响。换言之,也可以认为哈贝马斯其实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真正的道德理论,他的形式主义(formalistic)立场在规范上是“空洞的”。[5][5]话语伦理学,正如它主张的,是一种非决定论的方法论,并没有提高任何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没有构想出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对话语原则有意义的应用也至多是通过研究和贯彻程序要求,从而有助于人权、团结、关爱、自由或正义等实质性原则的实现。
前述那种建议哈贝马斯的程序性话语伦理学应当在实质性的规范层面上继续发展的观点在一些深受交往行为理论影响的法律研究中也有体现。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法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1989a1989b1990),他将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用于法律分析。进而认为实践话语在法律话语中的应用必须根据在特定法律结构中显现的具体规范予以情景化。在话语模式看来,法律总是构成了一种实质性的伦理这一点是次要的。因此,以话语伦理学为基础的法律研究更应当去考虑那些比法庭上的法律主张更为基础、能够作为一种标准去遵循的原则问题。以此将可以对那些在宪法和法律诉讼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潜在性规范原则予以揭示与评价。最后,针对有关话语伦理学具有非决定论性质的批评,这种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影响下的法律研究也作了改进,他认为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法律是否满足程序性要求进行批判,这些程序体现了一定的实质性规范原则。特别是,要对法律过程中的人权保障给予重视(目前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次,有关程序性道德的恰当含义问题在哈贝马斯与批判法学研究运动(CLS)的论争中得到关注。[6][6]批判法学研究运动赞同哈贝马斯关于法律与道德存在紧密关联的观点,但是他们不认为能够根据普遍性的话语程序对法律的道德基础给予理性重构。法律的道德论证被法律道德性的非神秘性启蒙思想予以否定,决策仅仅是一种任意的意志拼凑过程。哈贝马斯对这种立场给予了回应,他认为批判法学研究运动的学者们以自己的灵感已经在对法律的功能性批判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他们那些批判得以成立的理性基础或论证。因而他们显然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在论证自己的道德立场时预设了一个理性标准,同时却没有追问这种标准在法律中是否有可能存在。[7][7]
法律的道德基础问题(或者法律与道德分离的程度问题)同样也使得哈贝马斯的作品与尼克拉斯.卢曼的法律理论存在明显差异。[8][8]卢曼认为社会进化已使得现代社会高度分化,以至于法律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不再需要任何从规范角度进行的论证。法律的自组织观点意味着法律系统的运作是封闭性的,仅仅根据设定在自身项目(法律)中的二元制代码(合法/不合法)开展运作。其他的社会系统,包括道德系统也是以相似的方式封闭起来的。同时,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又是可能的,系统之间的界限(intransparency)阻止了系统之间的相互干涉。因此,卢曼认为法律不能也不需要道德基础以确保其内在功能性。
很显然,卢曼的观点与哈贝马斯的法律概念存在鲜明的差别,特别在有关法律的道德论证问题上。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分观点为基础,哈贝马斯把法制化过程解释为生活世界反抗政治与经济系统命令扭曲的暧昧结果。尽管对法律中的货币和官僚干涉可以从目的性功能的角度进行理解,但是,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对法律之生活世界属性应该从旨在达成相互理解的交往行为视角进行分析。哈贝马斯同意把法律视为一种制度,但仍然需要进行道德论证;同时,法律也是一种媒介,使得系统从道德-实践关注中脱离出来:这两点道出了法律理性化过程中的核心目标(哈贝马斯,1984270)。
这场论争引起了学术界对探究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特别是他最近的那些有关法律问题的著作)的浓厚兴趣。它主要涉及法律的功能性(作为一种媒介)与法律恒常之道德论证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源起在于,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赋予了法律一种在现代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消极的、或者是有点毁誉参半的角色。[9][9]作为一种制度,法律与道德相连,属于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媒介,法律是一种类似于政治与经济系统的功能实体。这一论述的含糊之处在于似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类型:有些法律提出了一种规范正当性的要求并且允许人们对此展开批评,而其他的法律则纯粹是一些(根据效率与生产力来衡量的)系统命令。此外,哈贝马斯原来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媒介受其作为一种制度的拘束,并且它们经历了十分不同的理性化过程(认知-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因此,生活世界的法制化和内在殖民化议题似乎仅仅将法律作为(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媒介,而忽视了法律自身被殖民化的可能性,也即法律作为生活世界的制度复合体是有可能被系统予以重构的。换言之,从他的论述来看,好像既承认法律与道德存在一种原初的联系,同时又不否认系统命令干预法律的可能性。但是事实上,哈贝马斯在其最近的一些著作中认为,从某种程度而言,由于法律在正当程序得以建立和确保的民主宪政国家中是理性的,所以法律实际上被置于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10][10]换言之,虽然现代法可能无法避免来自形式上组织化了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干预,但是仍然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之所以能够通过道德实践话语得以正当化,并不是因为它能够在内容上包容伦理上正当的具体价值,而是因为它依赖那种在程序上构思出来的理性观念,这种理性观念通过立法、法学和法律执行中的民主原则得到实现。

四、对《事实性与有效性》的简单评述

我把法的正当性问题作为对哈贝马斯法律理论评论的结束,这一问题无疑在哈贝马斯最近著作居于中心位置。正如我上面指出的,哈贝马斯明确区分法律的功能性与道德性引起了一些问题,主要在于无法在保留生活世界内在殖民化观点的同时又坚持认为法律在整体性上需要进行道德论证。这些对通过合法性建立正当性是否可能及必要的考虑,促使哈贝马斯得出了一个消极的结论,他“不再坚持(他)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中作出的法律作为一种媒介与作为一种制度之间的区分”(哈贝马斯,1990b130)。在其最近的著作《事实性与有效性》中(哈贝马斯,1992a;英译本题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哈贝马斯已经完全将此议题置于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在特定的民主宪政国家背景下)中来讨论。可以说,正是正当法或有效法议题使得该书中讨论的所有问题得以统一。
在对《事实性与有效性》一书的评论中,大卫.拉斯穆森曾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最近发展界定为批判的主题。哈贝马斯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一书无疑会将有关法律正当性问题的争论引向更为深入的层次。该书在德国刚推出不到一年就已经有了四个版本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这一点。由于该书的高度的复杂性,对其主要议题作一个介绍是十分有必要的。此外,拉斯穆森也明确指出,哈贝马斯不仅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一般背景下,同时也更是在深远的法哲学与法社会学传统中,将其讨论集中于法律的规范有效性问题。事实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的分离——或者从黑格尔到韦伯的转型-正好为哈贝马斯深入讨论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问题提供了媒介。拉斯穆森认为,正是这一重要的两分法使得哈贝马斯的独特视角与立场能够与自由社会中其他法律传统依次碰撞,范围涉及了从罗尔斯、德沃金和法律解释学到批判法律研究、法律现实主义和卢曼等的众多法学流派。
接着,皮埃尔.古本提夫(Pierre Guibentif )的论文则从一个不同的视角,但是也立足于法律的两分法——哲学的与社会学的,或者理想的与现实的,来探讨哈贝马斯的法律理论。古本提夫认为,哈贝马斯在进行一种对其而言并不典型的架桥试验(bridge-building exercise),在其中把法律产品作为一种沟通两种法学方法的通道:一种是试图对法律正当性给予说明的立场,另一种则是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强力形成法律现实的交往主义者立场。他由此概括出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发展轨迹:早期仅仅是作为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论述中的相关内容而存在,也即其中那些涉及到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内容的部分,而后经历了交往行为的语言学转向,开始集中讨论有关规范有效性的问题。
而皮特.巴尔(peter bal)在他的有关人权与刑事程序的文章中,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视为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在法律过程中的应用。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在哈贝马斯道的德哲学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巴尔由此站在论争一方的立场上对话语伦理学对刑法领域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在刑事法庭上,有关道德正当性的话语要求占据着中心位置,它提供了一个对哈贝马斯论证理论进行应用的重要场所。同时,巴尔也认为,哈贝马斯的程序模式也需要根据人权要求细化为判断法律判决正当性的实质内容或最终标准。
最后,伯哈德.皮特斯(bernhard Peters)在其文章中,试图在分清内在(或意义取向)视角与外在(或系统理论)视角的基础上以一种重构性的方法分析法律的二元性。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承认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分的观点,选择一种内在参与者的视角去分析法律的意义。在讨论了哈贝马斯最近对这种重构可能性的论述之后,皮特斯认为作为哈贝马斯所建议的民主程序(集体自由)现实化的制度担保过于狭隘地集中于程序要求,却是以牺牲某些实质性的权利与原则要求为代价的。此外,在转向法律研究的经验方法时,皮特斯认为,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区分以及将规范理论与经验理论的整合,事实上导致了一种不合理的特殊二元论。因此,皮特斯建议采用一种分析方法,以此来揭示法律作为一个同时包含着意向性和非意向性机制或过程的复杂体的特征。

参考文献
[1] Alexy, Robert (1989a) A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 Alexy, Robert (1989b) ‘On Necessary Relations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Ratio Juris 2: 167-83.
[3] Alexy, Robert (1990) ‘Problems of Discursive Rationality in Law’, in W. Maihofer and G. Sprenger (eds) Law and the States in Modern Time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4] Alexy, Robert (1992) ‘A Discourse-Theoretical Conception of Practical Reason’, Ratio Juris 5: 23 1-5 1.

[5] Alexy, Robert (1993)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rms’, Ratio Juris 6: 157-70.
[6] Belliotti, Raymond A. (1989) ‘Radical Politics and Nonfoundational Moralit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9: 33.
[7] Benhabib, Seyla (1990) ‘In the Shadow of Aristotle and Hegel: Communicative Ethic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in M. Kelly (ed.)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8] Benhabib, Seyla and Dallmayr, Fred, eds (1990) The Communicative Ethics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9] Brand, Arie (1987) ‘Ethical Rationalization and "Juridification": Habermas’ Critical Legal Theo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4:103-27.
[10] Brand, Arie (1990) The Force of Reason: An Introduction to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Sydney: Allen & Unwin.
[10] Cole, David (1985)’Getting There: Reflections on Trashing from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nd Critical Theory’, Harvard Women’s Law journal 8: S 9-91.
[11] Dan-Cohen, Meir (1989)’Law,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Duke Law journal 6: 1654-76.
[12] Döbert, Rainer (1990) ‘Against the Neglect of Content in the Moral Theories of Kohlberg and Habermas’, in T. E. Wren (ed.) The Moral Domain: Essays in the Ongoing Discuss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3] Dwars, Ingrid (1992) ‘Application Discourse and the Special Case-Thesis’, Ratio Juris 5: 67-78.
[14] Eder, Klaus (1988) ‘Critique of Haberma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Law’,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2: 931-44.
[15] Feldman, Stephen M. (1993)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and the Struggle for Dialogic Standards in Postmoder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Michelman, Habermas, and Civic Republicanism’, Georgetown Law journal 81: 2243-90.
[16] Felts, Arthur A. and Fields, Charles B. (1988) ‘Technical and Symbolic Reasoning: An Application of Habermas’ Ideological Analysis to the Legal Arena’, 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 12: 1-15.
[17] Ferrara, Alessandro (1986) ‘A Critique of Habermas’ Diskursethik’, Telos 64: 4S-74.
[18] Fitzpatrick, Peter and Hunt, Alan (1987) Critical Legal Stud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 Günther, Klaus (1989) ‘A Normative Conception of Coherence for a Discursive Theory of Legal justification’, Ratio Juris 2: 1SS-66.
[20] Günther, Klaus (1990) ‘Impartial Application of Moral and Legal Norms: A Contribution to Discourse Ethics’, in D. M. Rasmussen (ed.) Universalism vs. Communitarianism: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th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 Günther, Klaus (1993) ‘Critical Remarks on Robert Alexy’s "Special-Case Thesis"’, RatioJuris 6: 143-56.
[21] Haarscher, Guy (1986) ‘Perelman and Habermas’, Law and Philosophy 5: 331-42.
[22] Habermas, Jürgen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3] Habermas, Jürgen (198S) ‘Civil Disobedience: Litmus Test for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96-116.
[24] Habermas, Jürgen (1987a)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System and Lifeworld: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5] Habermas, Jürgen (1987b)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6] Habermas, Jürgen (1988) ‘Law and Morality’, in S. M. McMurri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ume 8.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7] Habermas, Jürgen (1989a)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8] Habermas, Jürgen (1989b) ‘Towards a Communication-Concept of Rational Collective Will-Formation: A Thought-Experiment’, Ratio Juris 2: 144-54.
[29] Habermas, Jürgen (1990a)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0] Habermas, Jürgen (I 990b) ‘Remarks on the Discuss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127-32.
[31] Habermas, Jürgen (1990c) ‘Morality, Society and Ethics: An Interview with Torben Hvild Nielsen’, Acta Sociologica 33: 93-114.
[32] Habermas, Jürgen (1992a) Faktizitdt und Geltung. Frankfurt: Suhrkamp.
[33] Habermas, Jürgen (1992b) ‘On Morality, Law, Civil Disobedience and Modernity’, in P. Dews (ed.)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Interviews with Jürgen Habermas, revised edn. London: Verso.
[34] Habermas, Jürgen (1993)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5] Habermas, Jürgen (1994) ‘Nachwort (zur vierten, durchgesehenen und um ein Literaturverzeichms ergänzten Auflage)’, in J. Habermas, Faktizitdt und Geltung, 4th edn. Frankfurt: Suhrkamp.
[36] Habermas, Jürgen (forthcoming)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7] Heller, Agnes (1984-5) ‘The Discourse Ethics of Habermas: Critique and Appraisal’, Thesis Eleven 10/11: S-1 7.
[38] Holub, Robert C. (1991) Jürgen Habermas: 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39] Hoy, David C. (1985) ‘Interpreting the Law: Hermeneutical and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58: 135-76.
[40] Husson, Christine A. Desan (1986) ‘Expanding the Legal Vocabulary: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Deconstruction and Defense of Law’, Yale LawJournal 95: 969-91.
[41] Ingram, David (1987) Habermas and the Dialectic of Reas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42] Ingram, David (1990) ‘Dworkin, Habermas, and the CLS Movement on Moral Criticism in Law’,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16: 23768.
[43] Jay, Martin (1992) ‘The Debate over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in A. Hormeth, T. McCarthy, C. Offe and A. Wellmer (eds) 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4] Kelly, Michael, ed. (1990a)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5] Kelly, Michael (1990b) ‘Maclntyre, Habermas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 in M. Kelly (ed.)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6] Leedes, Gary C. (1991) ‘The Discourse Ethics Alternative to Rust v. Sullivan’,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26: 87-143.
[47] Luhmann, Niklas (1985)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48] Luhmann, Niklas (1992)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ardozo Law Review 13:1419-41.
[49] McCarthy, Thomas (1978)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0] Mootz, Francis J. (1988)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Legal Hermeneutics: A Proposed Model of Inquiry Based on the Work of Gadamer, Habermas, and Ricoeur’,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68: S23-617.
[51] Mullen, T. (1986)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 Campbell, D. Goldberg, S. McLean and T. Mullen (eds) Human Rights: From Rhetoric to Real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52] Murphy, W. T. (1989) ‘The Habermas Effect: Critical Theory and Academic Law’, Current Legal Problems 42: 135-65.
[53] Northey, Rod (1988) ‘Conflicting Principles of Canadian Environmental Reform: Trubek and Habermas v. Law and Economics and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Dalhousie LawJournal 11: 639-62.
[54] Pettit, Philip (1982) ‘Habermas on Truth and justice’, in G. H. R. Parkinson (ed.) Marx and Marx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5] Preuss, Ulrich K. (1989) ‘Rationality Potentials of Law: Allocative, Distributive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 C. Joerges and D. M. Trubek (eds) Critical Legal Thought: An American-German Debate. Baden-Baden: Nomos.
[56] Raes, Koen (1986) ‘Legalis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trategy: A Critique of Habermas’ Approach to Law’,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3:183-206.
[57] Rasmussen, David M. (198 8)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Law: Habermas and Unger on the Law’, Praxis International 8: 155-70.
[58] Rasmussen, David M. (1990a) Reading Haberma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60] Rasmussen, David M., ed. (1990b) Universalism vs. Communitarianism: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th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61] Roderick, Rick (1986) Haberma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62] Scheuerman, Bill (1993) ‘Neumann v. Habermas: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Case of the Rule of Law’, Praxis International 13: 50-67.
[63] Solum, Lawrence B. (1989) ‘Freedom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 Theory of the First Amendment Freedom of Spee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3: S4-135.
[64] Teubner, Günther (1983) ‘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7: 239-85.
[65] Teubner, Günther (1989) ‘How the Law Thinks: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of Law’,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3: 727-57.
[66] Tuori, Kaarlo (1989) ‘Discourse Ethics and the Legitimacy of Law’, Ratio Juris 2: 125-43.
[67] Unger, Robert M. (1986)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8] van der Burg, Wibren (1990) ‘Jurgen Habermas on Law and Morality: Some Critical Comment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105-11.




本文是马修.戴弗雷姆(mathieu deflem)主编的《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律》一书的导言部分。See Mathieu DeflemHabermasMondernity and Lawlondonsage1996pp120。感谢作者提供翻译授权。

** 褚国建,浙江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生,联系方式chuguojian@hotmail.com

[1] 但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的法律思想尚未得到欧洲以外的学者的关注。欧洲以外对哈贝马斯法律思想作一般性介绍与评论的著作,可以参见: Brand (1987); Eder (1988); Haarscher (1986); Murphy (1989); Preuss (1989); Raes (1986); Scheuerman (1993); van der Burg (1990).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美国法律与社会传统中找到受哈贝马斯理论影响的经验性研究,他们的关注点十分广泛,比如女权主义法学(Cole, 1985),环境法(Northey, 1988),法律解释 (Hoy, 1985; Mootz, 1988), 法律共同体的职业角色(Dan-Cohen, 1989), 以及立法与宪法管制的分析(Feldman, 1993; Felts  Fields, 1988; Leedes, 1991; Solum, 1989).更多的文献可以参见本书的参考书目。

[2] 尽管哈贝马斯的著作知识广博而不易理解,但是仍然有很多导论性质的文章与书籍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这方面最有价值的仍然是麦卡锡对哈贝马斯所作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他对哈贝马斯早期作品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轨迹所作的梳理的 (McCarthy, 1978). 对哈贝马斯最近作品的介绍可以,参见: Brand (1990); Holub (1991); Ingram (1987); Rasmussen (1990a); Roderick (1986).

[3] 哈贝马斯最近接受批评者的意见对其话语伦理学的早期观点(Habermas,1990a: 43-11 S)作了修正(Habermas, 1993)。对哈贝马斯道德哲学的一般介绍,参见Ferrara (1986); Heller (1 984-S); Rasmussen (1 990a: S6-74); Tuori (1989).对其道德哲学的成功与不足的谈论,参见Benhabib Dallmayr (1990); Kelly (1990a); Rasmussen (1990b)

[4] 有关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虽然坚持严格的程序观点但仍然含有实质性的规范主张的批评,可以参见Benhabib (1990); Kelly (1990b); Tuori (1989)

[5] 有关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的非决定论形式主义特质以及难以适用的批评,可以参见Dlbert (1990); Dwars (1992); Günther (1989; 1990); Heller (1984); Pettit (1982). 这一问题对法律研究的影响可以参见阿列克西(1992; 1993)与古瑟(Günther 1993)之间的谈论.对哈贝马斯法律理论中的人权思想的讨论,参见Mullen (1986)

[6] 对批判法学研究基本观点的介绍,可以参见, Fitzpatrick  Hunt (1987); Unger (1986). 哈贝马斯对批判法学的研究方法的评论 (e.g. Habermas, 1988; 1992a: 261 ff.), 以及有关哈贝马斯与批判法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参见 Belliotti, 1989; Hoy, 198S; Husson, 1986; Ingram, 1990; 以及Rasmussen, 1988,1990a)

[7] 哈贝马斯对批判法学研之批评的潜在议题就是所谓的“执行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执行性矛盾就是论据的内容与论证自身的必要前提相冲突 (参见Habermas, 1990a: 80-2). 哈贝马斯经常以这种相似的模式来批评解构主义与后现代理论 (参见Habermas, 1987b), 以及用相同的论证来反对米歇尔.福柯 (Habermas, 1987b: 238-93; 1989a: 173-9; 参见Jay的讨论, 1992)

[8] 对尼克拉斯.卢曼理论的讨论已经超出了这个导论的范围。有关卢曼法律理论的详细内容,参见Luhmann (1985; 1992)。哈贝马斯已经对卢曼思想的系统理论基础(Habermas, 1987b: 368-85)以及对法律研究的消极影响(Habermas, 1988: 251-60)作了批评。Holub (1991: 106-32)对哈贝马斯与卢曼之间的主要理论分歧作了清楚的说明;对他们的法律观点的比较性讨论,可以参见Eder (1988); Teubner (1983; 1989)

[9] 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早期法律观点的批评,参见Raes (19 86); van der Burg (1990)

[10] 哈贝马斯在此后——1981年德国初版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多篇文章中都对其法律思想的变化作了说明(特别见,Habermas, 1988; 1989b; 1990b; 1990c)。也可参见哈贝马斯有关公民不服从的讨论,这些讨论业已预示他对自己法律理论的重新定位 (参见 Habermas, 198S; 1992b)